• 史良:从著名律师到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
    发布日期:2019-10-03 02:06   来源:未知   阅读:

  她,身为女性,却不让须眉,是著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曾是声望响彻上海的著名律师,后来受审时点名让她辩护。重庆谈判期间,她与畅谈时局。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第一任司法部部长,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为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妇女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她——就是中国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史良。

  史良,江苏常州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个塾师,常给她讲述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洪秀全等人的故事,这些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了年幼的她。父亲的倔强性格,也给她很大影响,她在未成年时,以绝食反抗母命婚约,取得胜利。从常州女子师范附小毕业后,史良考入常州女子师范本科,被选为学生会会长,领导同学驱逐无能的校长,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时,她联合常州其他几所中学,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任副会长兼学联评议部主任,组织全县学生罢课。当局下令停办学校,史良又组织学生包围县政府,迫使其收回停办学校的命令。她还被推为学联代表,到南京参加请愿活动,期间,她大量阅读《新青年》《改造》等进步书刊,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1922年,史良考入上海政法大学,攻读法律。五卅运动中,她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并因喊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而被捕,随即又被释放。她主编政法大学学生会创办的刊物《雪耻》,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她在政法大学学习期间,半工半读,课余兼做社会工作,得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1927年,大学毕业的史良到总政治部办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由于反对清党委员会委员长刘伯龙,她被扣上了有“思想问题”的罪名,关押了两个多月,终因证据不足,由蔡元培保释出狱。在狱中,她亲眼看到一些员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临赴刑场,仍引吭高歌,视死如归。员的高尚品质、反动派的残暴,对她以后的政治活动有着重大影响。1931年起,史良开始当律师。她尽其所能地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保障民众的合法权利。

  1933年4月8日,因叛徒告密,贺龙的妻子向元姑在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眉寿里162号寓所,被上海市公安局特务会同捕房的捕员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贺龙的堂弟贺干臣(化名王文明)、堂侄贺学庠(化名王瑞卿),两人均系中共党员。同日,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科长并负责上海党中央内部交通工作的熊瑾玎化装成商人,在去给贺龙家属送生活费时,被守候在那里的坐探逮捕。随后,特务又在熊瑾玎寓所将熊的妻子朱端绶、儿子熊侃文逮捕。上述被捕6人均由法租界巡捕房转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关押。熊瑾玎被捕后,中共上海秘密组织非常关心,通过互济会聘请史良为辩护律师,千方百计予以营救。4月10日,史良即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呈递了《刑事申请书》,要求进行调查研究。原高三分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熊瑾玎8年徒刑,向元姑、贺干臣各12年徒刑。经史良与董康、唐豪(上海法科大学史良的同班同学)等律师的有力辩护,1935年3月,最高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发回更审”。1936年1月4日,高三分院改判熊瑾玎6年徒刑,向元姑、贺干臣各5年徒刑。

  此外,在中共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史良还营救过中共党员邓中夏、任白戈、陈卓坤、方知达、吴仲超,左翼作家艾芜等人。曾在一篇纪念史良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党的邓中夏、任白戈等同志在遭到反动派非法逮捕后,她奋不顾身,积极进行辩护和营救。当时她所表现出来的与我们党患难与共,密切合作,息息相关,英勇斗争的高尚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令人由衷地敬佩。”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爱国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2月21日,史良出席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并作为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她说:“现在我们中国受人侵略,国土被抢占,人民被残杀,我们二万万女同胞,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不,决不!今天我们各界妇女在这里集会,就是为了大家齐心合力,开展救亡运动!”会后,史良和群众一起冲破了帝国主义不准在南京路游行的禁令,参加示威游行,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救亡口号。之后,史良被选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理事。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280余人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8项主张,其中心要求是出兵抗日,保证人民基本自由权利。宣言发表以后,立刻在知识界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在这一形势推动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于当月27日成立,史良当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提出了“团结御侮”“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史良又当选为执行委员。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震动了全国。1936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侵略气焰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上海救国会联合华北、华南、华中等20余省的爱国救亡组织,于5月31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了《宣言》和《政治纲领》。《宣言》宣布自己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宋庆龄、史良等40余人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7月,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人代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立即抗日,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和释放政治犯。在南京新闻界招待会上,史良等人介绍了全国各地救国会对当前时局的态度,要求新闻界给予支持。回到上海以后,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绥远军民奋起抗日的爱国救亡宣传运动。

  当全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地发展时,反动政府更加惊慌失措。1936年11月22日深夜,政府竟然以“危害民国”的理由,抓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7位领导人。头天晚上,除了史良,有6个人被捕。而史良不顾自身安危,迅速通知其他人转移,因错失转移良机而不幸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当时在苏州,史良一个人被关在女监里。在女监里,史良了解女难友的生活情况,还鼓励她们今后出来后好好生活。“七君子”在苏州监狱坚持斗争,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救国。为了援助入狱的“七君子”,宋庆龄等人发起了爱国入狱运动,并向国际国内呼吁,后来爱因斯坦、杜威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援助。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敦促下,“七君子”终于获释。出狱后,史良立即投入了抗日战斗。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她充满了希望与信心。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史良有胆有识,坚定地跟着中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她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是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中唯一的女性,为要求政府实施民主和保障妇女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她力争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的权利。她提出在代表中妇女代表应占15%的名额,并建议妇女工作者要到基层去,到城市、到乡村的妇女群众中去,进行有关参政的宣传教育。

  在汉口和重庆,史良担任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她用联络委员会的名义,广泛联系和团结各地妇女团体和社会中上层妇女,为扩大和加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和文化事业组组长沈兹九、训练组组长刘清扬一起,遇有重要事情,都与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重庆代表团团长等人商量。她们支持和依靠会内的秘密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农村、工厂和报刊上开展抗日宣传教育,贯彻党发动群众,坚持抗战的方针。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抗议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参政会中的中共参政员愤而拒绝出席会议,史良、沈钧儒等救国会的参政员,也拒绝出席会议。1942年,史良、沈钧儒等4人退出国民参政会。史良毅然辞去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职务,在重庆重新开设律师事务所。

  在抗日战争时期,史良还担任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兼任设计委员会主任。保育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40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2万多名儿童。史良还担任了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常务理事,团结各阶层爱国妇女,为争取政治民主和妇女解放事业做了很多工作。1942年,史良和其他救国会领导人一道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史良当选为民盟重庆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良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她还以民盟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参加了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旧政治协商会议。

  抗日战争结束后,史良与全国人民一样,满怀喜悦,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但是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内战,她又积极投入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争和平的斗争。1947年,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的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中国民主同盟也被反动派强迫解散。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秘密去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民盟的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在下,史良留在上海担负着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的重任,同时极力支持上海妇女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等运动。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下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史良化装逃过一劫。但她的秘书被逮捕,家人遭到拷打。

  1949年5月,上海获得解放,当史良与留在上海的宋庆龄相见时,高兴得拥抱起来,流下了热泪。新中国成立前夕,史良被邀请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当选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历任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她要求建立新的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还提出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此外,作为中国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她倾注大量心血,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为广大妇女做了一件大实事。

  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史良亲自到下面检查《婚姻法》贯彻执行的情况,及时提出应该重视解决的问题,建议法院设立婚姻庭,由妇女担任庭长。有一次,几位做妇女工作的同志去看望她,她特意对她们说,要使《婚姻法》的条文变成事实,还需不断努力。现在有的女青年要求婚姻自主,有的寡妇要求再结婚,仍然受到干涉和迫害。妇联是妇女的娘家,我们妇女干部要为广大妇女撑腰,要理直气壮,大声疾呼,要支持她们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她这番话,给大家带来了信心和勇气。

  此外,史良还很注意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的妇女,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她关怀文教界、科技界的女知识分子,经常反映她们的意见和要求;她与工商界妇女人士和家属促膝谈心,鼓励她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劳动;她常寄语海外旧友,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她还为加强中外妇女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不懈的努力。她曾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亚非妇女会议,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先后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并多次接待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妇女代表团和其他外宾。她向外国朋友热情地介绍新中国妇女的工作、生活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成就,介绍中国妇女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意愿,并虚心地同她们交流妇女儿童工作经验。她与不同国家、不同对象,广交朋友,增进友谊,深受外国朋友的欢迎,为扩大国际妇女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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